那朵桃花几时开

　　清晨7点，出完欧洲杯日报身心俱疲地回家。推开门，习惯早起的父亲正端坐桌前，一边啃着一块面包，一边在读早上送来的日报。见我进门，一改往日慈祥，满脸忧虑地吐出三个字：怎么了？
　　这三个字，对于一路上还在痛苦地回想着头天晚上中国队输球的我来说，足够振聋发聩。当年力排众议，坚持让我在高考前仍然参加市足球赛的父亲，如今早已把他对这项运动的喜爱，融入到对他儿子职业的关注当中来。年逾古稀的他，除了真心想再看到中国足球打进世界杯，更重要的是，他很清楚，痛骂与批判，绝不是像他儿子这样的从业者，所愿意选择的工作方式。
　　怎么了？父亲用不可能再简单的语言，把这个让我们无数人百转千回，却始终难以自拔的问题，再一次摆到了我的面前。这是我们的功课，并且是唯一的功课。
    计划经济时期的市场弃儿
　　我的一位叔叔辈的老工人，用他一辈子的经历证明了一个道理，在中国，千万不要去幻想体制外的特殊待遇。
　　我丝毫不想去批判体制，恰恰相反，在我明白了体制对于中国一切事物的巨大决定力后，才开始对中国足球变得不那么愤怒。这位叔叔育有三子，巨大的生活压力，迫使他早年便开始频繁南下广州，凭着几个朋友的关系捣腾起电子表、计算器之类的小玩意，但在当年，他的这种致富行为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可以称之为“投机倒把罪”。结果三个月后，他被单位除名，据说还是单位领导念其家庭原因，帮他网开一面。此后他如何养家糊口我并不清楚，但后来听说，在彻底放开市场的中国，明确从法律上取消了“投机倒把罪”后，这位叔叔经过一再求证政策的可靠性，又重操旧业，南下广州倒腾起了服装，如今老来却有了数百万身家。
　　事实上，在中国演绎着无数这样的传奇，温州的机电大王郑元忠，当年便曾因“投机倒把罪”被关进去100多天，但现在却被评为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只不过，却很少有人用这样的道理来解释中国足球的不堪。我想说的是，这其实才是中国足球十数年来所谓职业化的“原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没有人给中国足球定一个“投机倒把罪”，但它却注定是一个被拎到整个中国体育计划体制模式之外的“怪胎”，或是异端。
　　中国体育传媒多年来一直试图抨击这种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状况的体育模式，殊不知，在中国体育以政治功能挂帅的年代里，计划体制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并且富于政策依据性。饱受折磨的只是中国足球，因为中国体育必将向真正的市场体制过渡，所以足球先于举国体制而成为一块试验田。但这却是一块缺乏政策护航、由其自生自灭的试验田。更重要的是，它“试验”的时间越长，明白的道理越多，受到大环境的制约就会越强。不久前在广州偶遇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便听他说了这样一句最无奈的真心话：“难道我们搞了这么多年，就真的一点都不懂得足球规律？就算退一万步讲，摆着那么多先进经验在面前，我们不傻，难道就一点都学不来？可是，是不是所有符合规律的想法就可以得到实现呢？”
　　“越来越明白”的南勇，早已不复当年初到足协时的意气风发，即使是亲自参与了2001年世界杯出线的他，也不得不承认，那与其说是多年冲击的回报，还不如说是彻底掉入谷底前的回光返照。那之后，从2004年11·17到2008年6·7，整整3年零7个月，是中国足球最黑暗也最荒唐的岁月，如果说过去我们还有无数只差一步到罗马的故事，现在，我们已经连续被拒于十强赛的门外。而恰恰是在职业化开始前的1993年施拉普纳时期，我们同样折戟于小组赛，职业化，怎么就越搞越回去了？
　　很多人用中国篮球来参照足球的问题，但事实上，以职业化的时间论，中国篮球的确只相当于足球职业联赛最蓬勃的96、97年，还来不及遭遇计划体制的反噬。也许，中国篮球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兴起恰逢中国体育计划体制的尾声，就像那些年轻的企业家们，从他们开始做生意的第一天起，就用不着去弄明白什么叫“投机倒把罪”。
　　可怜的中国足球，注定要在举国体制最后也最集权化的年代里，承受无边无际的痛苦，只是不知道，这支从出发的那一刻起便注定听不到“集结号”的部队，还能不能找到回家的路？
    混乱时期的”双头怪”
　　足协的领导们一定相当欢迎我这样的观点，这是在替弱智的中国足球开脱，更是在为昏庸的领导们开脱。但是，一个时代可以造就无数悲剧，而每一个悲剧自身却无一不打着深刻的“性格决定命运”的烙印。应该说，体制影响了中国足球长期的生存状态，但中国足球每一次死法却与体制无关。
　　一个真正的聪明人，或者说一个英明的领导，必须明白生存法则，更应该在夹缝中寻找生存的空间。而中国足协，却戴着行政机构的帽子，在体制与规律的夹击下，不仅不能让中国足球在现实的尴尬中活下去，反而让它一次次荒唐地死。11·17那次堪称经典的“数字之死”还没有来得及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这届国家队更是从组建之初便蒙上了荒唐的色彩。
　　很多人这几天一直在努力地猜测，中国队6·7之战的离奇变阵究竟出于什么考虑？又究竟是出自何人的主张？实际上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猜测对于一支国家队而言，本身就无比荒唐。作为一份专业媒体，我们曾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试图去搞清楚这支国家队究竟是“福核心”还是“杜核心”，却至今不得要领。
　　或许我们更应该问的是，究竟是谁想出了主教练“双头制”这样一个天才的念头？而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了解的是，足协管理层出现的“双主席制”。事实上，从南勇被任命为足球管理中心党委书记的那一天起，中国足协这个机构中便破天荒地同时出现了两个正局级的领导。一山不容二虎，两人之间长期的权力纷争，足以解释在这届国家队身上先后派生出来的“双主席负责制”、“队委会负责制”，而“双主教练制”不过是朴素的“山头主义”的终极产物。表面的想法是，作为国奥队主教练的杜伊必须兼顾国家队，但由于赛事的冲突和精力的分散，又必须找来福拉多这样一位“执行主教练”来分担事务。可根本上，连领导们自己都在需要表态的时候，想不起来上一次自己究竟表态过谁才是“核心”。于是，兼而顾之变成兼而不顾，共同负责制变成共同不负责制。
　　两个很“中国”的塞尔维亚人的确犯不着在一个本来朝不保夕的位置上争权夺利，他们完全有办法在本来就莫衷一是的中国人面前，表现得一团和气、精诚团结，甚至哪位主席御驾亲征就向谁表忠心，但在具体决策时却你推我让，相敬如宾。难道两个执教风格大相径庭的教练，真的能够做到战术打法如出一辙？难道6·7之战的阵容果真出自福拉多，而杜伊就完全是个摆设？真正的原因恐怕只是，责任推到福拉多身上，他大可以无伤大雅地拍拍屁股走人，而杜伊还得继续帮领导去完成奥运大计。
　　也许除了两个塞尔维亚人，不会再有人真正知道谁是那场失败的始作俑者，可属于中国足球的遗憾却是，无论哪一个流派的足球理论，恐怕都无法支持，坐在看台上的周海滨、肖战波，和站在场边被红牌罚出场的孙继海，在那一天都没有资格站在中国队的后腰位置上。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让我上场，你们只能去问教练，反正我没有伤”，从年轻的周海滨嘴里说出的这句负气的话，难道将来要到杜伊的回忆录里面去寻找答案？
    主旋律时期的政策误读
　　武则天执政时曾颁旨“漕运兴则天下兴”、“漕运乃国运”。在她的旨意下，运河沿岸州县纷纷督办，当时的扬州刺史甚至将当地的大批耕户强行转为漕户，沿岸拉纤护漕。武则天闻讯大怒，难道保证漕运畅通，就可以让人不种地，没饭吃饿死吗？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政策误读，而误读的根本并不在于某些官员看不懂圣旨，读不懂文件，而是图表现、贪功冒进的念头在作祟，好端端的政策，在他们的手中却变成了害人的把戏。
　　2008年的中国体育早已超越了体育自身的境界，而上升为所有中国人努力的方向，08奥运注定是这一年中国社会的主旋律，比中国体育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各方面发展成就的一次应运而生的展示，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理由对此表示怀疑。
　　但是，奥运会本来就不应该与任何具体项目的自身发展产生冲突，难道，足球要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就必须以牺牲世界杯预选赛的成绩为代价吗？可是，那位自始至终以竞技体育行家自居的谢主席，却从上任伊始便抱定自己的“护漕重任”，炮制出一系列包括“双头制”、“队委会负责制”在内的荒唐政策，在他看来，足球要搞好奥运成绩，哪怕需要从此砸掉中国足球的饭碗。足球管理中心主任的位置对他而言，仅仅是一块跳板，与他的政绩和政治前途息息相关的，只有奥运成绩一项指标。我们曾认为王俊生不职业，我们也曾认为阎世铎豪赌世界杯，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比“阎政治”更政治的“谢政治”，可以弄权如斯，使其任内包括男足亚洲杯、世界杯预选赛和女足世界杯在内的所有专项赛事，全军尽墨。而一支可怜的女足，居然被他换了五任主教练，更遑论什么“拉杜组合”。
　　一位足协工作人员赛后无奈而戏谑地告诉我，事先没有任何领导交待他们要招待好裁判，“裁判的标准就是四菜一汤”。这句玩笑话足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位一向替主场球迷主持公道的黎巴嫩主裁，几乎是怀着满腔仇恨用黄牌来款待我们的球员？在这里，请允许我们抛开所谓的道德标准，而纯粹从专业的角度来打量事情的真相。中国足球在亚洲的外交地位本来已经全面失势，而在领导们的漠然态度之下，更是缺乏起码的“礼貌”，生生地把主场的执法者推到我们的对立面，不要说受到庇护，连基本的公正都得不到。必须承认，足球世界存在着自身的潜规则，过分无视潜规则，必然会受到潜规则的惩罚。中国足球，似乎还无法以一己之力去颠覆潜规则，去问问那位“行家”领导，他究竟是想做道德君子，还是打心眼里就没觉得有必要去为我们的球队做点什么？
　　2008年，所有中国人都记住了一个词：多难兴邦。但是，对于所有还在关心着中国足球的人来说，这个已经在漫长的时间里多灾多难的项目，还能找到复兴的希望和勇气吗？